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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平台排行行事却如“才子乱闯”

“推荐给我看的朋友说，你看了，会哭。我不以为然。结果，真的有眼泪出来……”

—— 一位读者

三十五年前（此文写于2009年12月3日——编者注），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年届37岁的顾准不幸失去了上海市财政局长一职。

此次撤职事件，档案资料匮乏，仅存于当年2月29日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寥寥数语。顾准素来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自视甚高，对组织纪律置若罔闻……尽管历经多次教育引导，其行为仍未见明显改善，故此，经慎重考虑，决定对其予以撤职处分。

在那个人人身着黄布军装的时代，一位身着背带裤、佩戴玳瑁眼镜的人，在给弟弟的书信中频繁使用“睥睨”一词，获此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他不是出身望族，年仅12岁，便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了学徒生涯，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生计。至15岁，他已创作出中国会计业早期教材中的佼佼者。大家都承认，“在整个大华东地区，堪称才干卓绝者，实难寻觅出其匹敌之人。”

但这人不服。

中财部曾有意将他调任，然而他执意留在上海，言辞中流露出对仕途的淡然，“一旦步入内阁，便如同盆景，难以成长为参天大树”。

不但不赞同，他还对上级所倡导的“民主评议”式的征税方式持明确反对态度，坚持认为征税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税率。他的立场不仅坚定，更以连续发表文章的形式，详尽地阐述了双方观点的优劣。

有人曾为他申辩。领导：“顾准不听话，不给饭。”。

在卸职的那一日，他一言不发，独自坐在办公室中度过了一整夜。秘书始终陪伴在他身旁，共度了不眠之夜。室内无暖气，冷风侵袭，他的双脚冻得生疼。晨光初现，他终于用力推开办公室的门，毅然决然地迈出了步伐。

一个人正值壮年，却从热情似火跌入冷酷严寒，那会是怎样的心境呢？

李慎之，有同命之人。（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并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曾写道：“我感到我的精神似乎已暂时崩裂。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我如今无法聆听我所钟爱的音乐，因为它激起的混乱反应让我难以承受。在我看来，贝多芬的激昂悲歌，莫扎特的纯真遐想，此刻对我而言都已无关紧要。在一个人能够感受到喜悦或悲哀之前，他首先必须自认为是正直且诚实的，然而，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撤职之举并无明确缘由，顾准甚至不知如何着手撰写检查报告。他本欲提及民主评议之事，却被告诫“切勿涉及此点”。至于那些批判他的会议，他甚至无权出席。顾准在市委简报中的检查，实由其继任者代笔而成。

若不听从规训，抗拒服从，终将失去融入社会、参与世界的机会。

在那段时光里，他心中“别无他事……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能聆听着街头巷尾车辆纷至沓来的喧嚣声，它们逐渐归于沉寂，而当零星的车辆启动声再次响起，便预示着黎明的临近。”

他未曾具备李慎之那般深刻的自我质疑，固然也常怀激愤与悲怆，然而根据其日记记载，他从未有过灵魂深处的裂痕，其独立之精神贯穿终身。

他仅是恳请对撤职一事进行复核，然而请求遭到了拒绝，官方的回应仅以六个字草草了事：“此事已妥善处理”。

顾准于1940年告别上海，投身新四军。此照片摄于1942年3月5日，地点位于江苏阜宁县东坎乡。

二

朱学勤（知名学者、资深历史学家，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提问：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乏正义的激情和思想的胆识，但鲜有谁能如顾准那般探索得既深远又深入，这是为何呢？

顾准并非天生才子，他的思想是经过逐步积累与塑造的。你仿佛能目睹他一点一滴地从头脑中移除那些观念的过程，这正是他可贵的所在——因为这表明，这样的成长路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尝试。

初从高位退下，他的观念依旧较为传统，典型的体制内培养出来的个体。他坚信自己命运多舛，归咎于“遭人陷害”，未曾深入反思。他回顾往昔身处高位时的自大，不禁哑然失笑，称那时的自己不过是“小职员心态”——仅拥有一些零散的报章杂志知识，行事却如“才子乱闯”，一旦遇到顺境便兴高采烈，遭遇逆境则连连碰壁。他坦言，过去的自己缺乏思想的细腻打磨。

这看似是许多赋闲者常有的思考，并无特别之处。

在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沉思与探索之后，他开始涉猎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等领域的经典著作，发现在这片与阶级斗争和政治风云截然不同的天地中，竟有着别样的广阔与深邃。他立志沉醉于那与人世纷扰无关的理性世界，直至1955年踏入中央党校的大门，那期间，他的业余时光全部倾注于数学的学习与研究之中。

他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因而对这一领域有着迅速的适应能力。他对数理逻辑的严密性深感着迷，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然而，由于夜深时分仍沉浸在研究中，不幸受寒，最终导致了急性肺炎的发作。

然而，他很快便超越了对于三角尺与圆规的单纯迷恋，如此说道：“逻辑虽为一种工具，但深入研究经济现象，历史研究不可或缺。”

他投身于对西方史与中国史的深入研究，而英语则成为他手中的利器。凭借这一工具，他成功跨越了当时束缚知识分子的思维牢笼。恰逢中央党校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尽管书籍资源有限，他却能直接研读凯恩斯与斯密的原著，并亲自着手翻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这主要归因于“知识的边界和逻辑能力的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前行步伐”。

知识求实，逻辑求是。

但，我总疑问。在那个足以吞噬一切的时代，他竟能在狂风肆虐中，躺在地上牢牢握住这两颗石子，既不被风力卷走，也不让一丝风尘沾染其身。顾准曾言，那段岁月的生活使他从内心深处养成了“读史”的习惯。这一习惯的益处不胜枚举。自己学会判断。

一旦养成习惯，它便会自发引领人们踏入未知的领域。

顾准战争年代（右一）

三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且不再抱有经世济民的抱负，那么对功利的追求便会随之消散。此时，他便会以一种“豁出性命”的决绝态度投入到读书、笔记、下苦功和使出笨方法的实践中，以期破解思想上的疑惑。

1956年四月，他开始质疑凯恩斯为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否可能不再奏效。

“我曾记录下自己的看法，坚信并非如此。”他解释道，“然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却并非如此表述。这似乎表明，我的观点与美国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谋而合……”

他突然被自己的念头惊得一跳，低声嘟囔：“这岂不是糟糕至极？”

但无论如何，他在逻辑上都无法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这套规律，认为其“独断专行，缺乏历史传承，缺乏逻辑上的严谨性”。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毫不留情，斥责其“用道德说教的规律美化现实、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体系，显然是注定要走向崩溃的”。

数日之后，在中央党校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意欲将此构想公之于众，与他人共同探讨价值规律在其中的作用。彼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全面实施四年之久。

"这题不用讨论了。" 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发言。

他目睹了那条显眼的红线。他在日记中自警道：“然而，我必须停止，否则继续下去必将引发麻烦。”也有颓唐之感，“沉浸于家庭生活的平淡之中，心满意足于几间房屋的庇护，积攒些许积蓄购买一台收音机，到了晚年便在黄山结庐而居，此生足矣。”

张爱玲在翻阅曹雪芹增删十年的手稿时，不禁感叹道：“这便是天才横剖面之写照。”我于审视顾准那两年的日记之际，亦同样产生了这般共鸣。

观察这一横截面，我们不难发现，心灵与头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坚韧与强大。

7月3日，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再次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那充满挑战的道路，“这篇文章的撰写过程，堪称史上最艰辛的一次……经过反复修订，其内容愈发突出了价值规律的重要性，直至明确地与一切经济活动中必须贯彻的政治领导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他毅然决然地推开马克思所描述的“地狱与科学共通之门”，一旦此门洞开，便再不容许丝毫的胆怯与迟疑。

踏入门扉之际，他似乎已窥见了未来的景象。那是在1964年，他着手翻译……卡尔·马克思的传世之作《资本论》，里面有一句话：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群体环境中，道德的约束以及文明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瞬间消逝，……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众所周知却又无人愿意直面审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

他精确地预言，“我国政治氛围的显著转变预计将在来年展开。”

“于屋檐之下避风遮雨，务必安然度过此劫。”他如此记录道。

顾准的读书卡片

四

“审视现实，而非仅以愤慨为反应，便能观察到更多值得记录的瞬间。”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他在河南商城接受劳动改造期间，由于腰部不便，手持的又是短柄锄头，往往不得不屈膝跪卧于泥泞之中，全靠双臂之力艰难地匍匐前行。膝盖因摩擦而破损，双臂亦遍体鳞伤，红肿不堪，手掌更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以至于难以握笔。但他写道，“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我们才有幸学习我国农村经济这一课程。”

早已不习惯在上海穿背带裤。他的新职责是清理粪便，由于饥饿的驱使，粪便的存量日渐减少，他不得不站在他人身旁，耐心等待他人完成排泄。他的衣物沾满了粪便，而他也不得不放弃使用工具，转而“直接用手拾取”。

在日复一日的15至16小时高强度劳作之后，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审视，做出了冷静而深刻的自我总结：“在建设热潮中，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是关键所在。采取此类组织形式，其军事化程度显著，工作效率更是远胜于普通民工……所谓‘政治挂帅’，实则是指运用政治手段以实现经济目标。”

1959年河南秋冬在劳动队中，他们每日三餐仅能以红薯叶为食，然而在他眼中，这已足以被视为天堂般的待遇。文章中大量笔墨描绘了他日复一日搜寻食物的艰辛历程，甚至包括了他偶尔的偷窃行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卑微之感，难以掩饰自己“沦落为下流”的羞愧。

在“哀鸿遍野”的饥荒肆虐之际，他已无暇再去像1956年那般，为自己的命运愤懑不平，甚至连一声叹息都变得奢侈。他的日记里，记录下了他所目睹的浮肿、死亡以及人相食的悲怆景象。

他剖析历史必然。“历经旱涝灾害的洗礼，我们决定向地球发起挑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除了减少农村人口、转变生计方式，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浏览至此，便认为他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静，源自于斯宾诺莎式的历史观。“不求赞美，不施责难，亦不抱惋惜之情，仅求洞悉与认知。”。

然而，翻阅数页之后，他回想起撰写这一段落时，心头涌起阵阵剧烈的绞痛。

这句话刺痛了我。

或许就在这一刻，我洞悉了他的真谛——他探索世界的初衷，并非为了追求知识分子式的智慧满足，亦非为了“献芹于野”，更非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正确。他所从事的所有研究，每一次的幻灭与重建，都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生命。

还有我们这代人。

他心中自然充满了愤怒，但他并未回避这份情绪，更无意伪装成无动于衷的局外人。他只是以愤怒为起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行的道路。

面对哀鸿遍野的景象，他深感羞愧于自己仍孜孜以求温饱。然而，他坚称：“我必须保有自己的生命，至少应当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伊始，他肩负行囊，以扁担为伴，踏上了归乡之路。自此，他迈出了踏入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回顾1959年的秋冬季节，厉行上调的政策使得城市供应相对顺畅，然而，在这片农村，情形却截然不同。

他又一次深情地倾诉：“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剧痛，阵阵刺痛袭来，令我痛不欲生！！！”

顾准1961年10月在八达岭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顾准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好友）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著名散文理论家，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主任）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顾准却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顾准去世多年后出版的《顾准日记》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汪璧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1958年摄于北京，后排左长子顾逸东，右长女顾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顾准母亲顾庆莲，顾准；前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1974年，顾准与弟弟陈敏之（右）在北京中科院经济研究所院内

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陈敏之，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部分手稿，原为与弟弟陈敏之的通信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顾准简介